距繁華的五一廣場6公里，距寧靜的岳麓書院7公里，距優(yōu)美的橘子洲頭9公里——嘉桐街蝸居于長沙市的西北一角，不繁華，不寧靜，也不優(yōu)美。它與湖南省腫瘤醫(yī)院僅有一墻之隔，這使得它離“死亡”很近。為了治病，數(shù)百名患者和家屬常年在街上租住、流動，有人叫它“癌癥一條街”。

　　很難說，在這條短短500米的街上，絕望和希望誰能打得過誰。

　　同樣是這個原因，使得它又充滿生機。在五六米寬的路兩旁，綿延著好幾十家商鋪，包括旅店、餐館、超市、果蔬攤、美發(fā)店和通信服務網(wǎng)點……凡是生活所需，不用走出街道便能購得。頭戴假發(fā)或提著尿袋的病人慢步穿梭其間，和店家討價還價，與尋常鬧市無異。

　　初夏午后，一位水產(chǎn)店女老板正熟練地剖凈黃鱔，裝進小塑料袋，遞給旁邊等候的老漢。案板上的電風扇發(fā)出嗡鳴，轟走蚊蠅。

　　“讓她吃好一點。”老漢接過黃鱔，瞇著眼睛、蘸著唾沫數(shù)出幾張一元、五元的票子?？菔莸钠拮诱驹谒砗蟮谋酬幚?，戴著一頂碎花白帽，露出光光的額頭和后頸。

　　“我們也掙不了幾個錢，全當做善事了。”女老板看著夫婦倆的背影說。隔壁擺攤的裁縫湊過來，補了一句：“只要住到這里來的，說明還想活!”

 

　　日復一日，病人們把嘉桐街當成“家”，也當成“戰(zhàn)場”。他們在這里吃飽睡好，再迎向醫(yī)院的儀器針頭。

　　有的人最終沒有走出醫(yī)院，街道一頭一尾，哀悼的鞭炮有時會在白天燃放。但更重要的則是嘉桐街的炊煙，它在一日三餐之時升騰，從不間斷。

　　嘉桐的清晨

　　早上7點，王雪梅拎著暖水瓶走下旅館樓梯。她探身朝門外望了一眼，嘉桐街已在晨曦中醒來。

　　果蔬販子的面包車剛剛發(fā)動，噴著灰黑的煙氣，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一顛一簸地駛離，小攤老板則埋頭碼放著沾了水滴的新鮮蔬菜。早點攤被支到了路上，厚厚的白色水蒸氣不間斷地涌出來，遮住摞得比人還高的包子籠屜。早起勤快的女人已經(jīng)洗好了衣裳，踮著腳尖往樓外的鐵欄桿上搭晾。

　　王雪梅知道，明天，她將看不到這樣的光景了。這位58歲的婦女來自湖南衡陽，不久前被診斷出患有宮頸癌。排隊手術的人太多，她不得不在嘉桐街住了整整兩周，終于等到床位。隔天早晨，她看見的將是醫(yī)院走廊，這讓她又怕，又期待。

　　“左邊住的，右邊住的，全是等床位的人!”王雪梅的大兒子說。他和弟弟先是陪母親去了衡陽市里的醫(yī)院，都說“治不了”，直到在長沙打工的同鄉(xiāng)告訴他們，省里的醫(yī)院好。

 

　　在排隊掛號時，母子三人憑著口音，結識了好幾個衡陽老鄉(xiāng)。有人提到，“出了醫(yī)院大門左邊那條路，有房子”。

　　說的便是嘉桐街。它地處湖南省3家頂級醫(yī)院的“包圍”中，緊鄰湖南省腫瘤醫(yī)院北大門，東邊是湘雅附三醫(yī)院，南邊是湖南省結核病醫(yī)院。一堵圍墻隔開腫瘤醫(yī)院和這條小街，醫(yī)院地勢高，街道地勢低。院墻腳下的一排大樹張開樹冠，一半陰影遮住醫(yī)院一塵不染的步道，一半陰影遮住嘉桐街污漬斑斑的水泥路。

　　年過70的暨登航，退休前是腫瘤醫(yī)院腹部外科的醫(yī)生。如今，這位老人喜歡在嘉桐街入口無人照管的空地上種些自用的蔬菜。

　　“這邊是魚塘，那邊是菜地。”暨登航蹲在地里，一邊剁草料一邊回憶嘉桐街的過去。2000年以前，腫瘤醫(yī)院西邊還是“西湖漁場”。漁場改造后，不少原來的居民便把房子租出去，因為“排個把月都住不進醫(yī)院去”，不少人看中了“家庭旅館”的商機。

　　眼下，嘉桐街已經(jīng)有了15家旅館。大的有二三十個房間，小的也有十來個，除了春節(jié)和炎熱不宜手術的酷暑季節(jié)，平時幾乎都是客滿。有的病人在這里等候手術或其他治療，有的則在幾年間不斷回來、住下，做復查，或是接受放療和化療，療程結束，再回家去。一些手術完成但還沒拆線的病人也會住在這里——醫(yī)院的床位太緊張了，不得不想出“家庭病房”的點子，人出去住，名字還掛在“住院”，每天到醫(yī)院檢查換藥打針即可。

 

　　除了旅館，這里的一切幾乎也都和腫瘤有關：診所、保健品店、假發(fā)鋪……街口還有一個推銷野生靈芝的小販，機動三輪車上堆滿咖啡色傘蓋的菌類，海報上寫著“絕殺癌細胞”。

　　踏進嘉桐街的人，大多擁有一個大大的塑料袋，里面是墨色的X光片，每張片子上，都會有陰影盤踞——腦部、胸部、腹部、腿部……大部分病人來自湖南和周邊省份的農(nóng)村，有人是聽老鄉(xiāng)介紹，找到了嘉桐街，有人則是在醫(yī)院附近轉了幾圈后，自己摸進來的。就連醫(yī)生也提供這樣的建議：沒床位就等幾天吧，旁邊那條街能住。

　　于是，這些老鄉(xiāng)、病友的命運在嘉桐街有了一個交點。

　　隨著太陽的位置越來越高，房門紛紛打開。有人是單獨走出來的，有人是被攙扶著走出來的。他們慢慢地挪動腳步，朝著醫(yī)院的方向行進。

　　陽光已經(jīng)鋪滿了嘉桐街，早點鋪開始清洗用畢的碗筷。王雪梅坐在屋里拾掇行李，過一會兒，她也將在兒子的陪同下，走上那條通往醫(yī)院的小道。

　　街道的上午

　　“我兩個兒子都上大學啦!”王雪梅逢人便說，“就算小鬼馬上帶我走，也沒有什么的啦!”說完這句狠話，她烏青塌陷的眼窩里，一雙眼睛忽然閃出神采。

 

　　她真的想過不治病了，就這樣扛到死。但兒子們勸她，“還得看見孫子上大學”，她身上就來了勁兒。在嘉桐街，她身邊那兩個年輕結實、跑前跑后的小伙子，讓她說話都比別人響亮。

　　每當聽人談論家庭，周玉蘭拉一拉帽檐，默默走開。這位59歲的懷化女人住在王雪梅隔壁的旅館。她育有兩子兩女，都已成家立業(yè)，但在嘉桐街，她身邊只有61歲的丈夫。

　　10點，在夏日陽光中依然裹緊夾襖的周玉蘭倚在旅館墻邊，看王雪梅穿著一襲大紅外套，被兒子一左一右攙扶著離開。

　　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閑散安靜的時刻。病人們都在醫(yī)院，新的住客還沒找來。家屬們有的閑聊，有的拆洗被褥衣裳。所有的商鋪都剛剛開始營業(yè)，街上靜得只剩下樹葉嘩嘩聲和補鞋匠小錘的叮叮聲。

　　“住不下去，活不下去……”周玉蘭囁嚅著，連嘴唇都不愿張開一點縫隙。因為錢少，她和丈夫住在旅館半地下的房間。這里就連夏天都陰冷潮濕。

　　兩年前，周玉蘭的第二個孫子出生。這位快樂的祖母立即決定，和丈夫離開老家，到兒子打工的東莞幫忙帶孩子。

　　老兩口不愿給孩子增加負擔，便找了一份園林綠化的工作，大部分內(nèi)容其實就是掃街和清理人畜糞便。在環(huán)城大道掃了一年馬路之后，周玉蘭開始咳嗽，越咳越厲害。老板見狀，聲稱她有肺結核，立即終止合同，讓她結賬離開。

 

　　最終的診斷結果，是肺癌。

　　“抽煙嗎?”醫(yī)生問。“不抽。”這位纖弱的農(nóng)村婦女說。

　　“喝酒嗎?”醫(yī)生又問。“不喝。”她答。

　　醫(yī)生沒有追問，而周玉蘭也沒想過，肺癌會不會和自己的工作性質(zhì)有關。她根本不想琢磨這個問題，因為在開胸切肺之后，手術和化療費用已經(jīng)抽干了她的家。土地租出去了，房子租出去了，家里能用電的幾乎都賣了。她每天想的只是，什么時候死，就不用再花錢了。

　　在她位于旅館半地下室的“家”中，雜物裝在塑料袋里，掛滿了墻壁，被褥摸上去幾乎是濕的。一天中，陽光只有午后才能短暫地光臨。整個屋子最顯眼的擺設是床角并立的兩個白色化肥袋，裝得飽脹，鼓鼓囊囊全是藥，一袋中藥，一袋西藥。

　　生病之前，周玉蘭愛唱歌，常常在地里一邊勞作一邊和丈夫對山歌。然而在嘉桐街，沒人聽過她的歌聲。因為“心情不好”，她再也不唱了。

　　周玉蘭討厭嘉桐街。她第一次來，理發(fā)店的人勸她，頭發(fā)剪掉賣了吧，反正以后也留不住。她舍不得，可化療一開始，頭發(fā)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。等她再回去想賣頭發(fā)，理發(fā)店的人又不要了，剃發(fā)也漲價了。

 

　　“太壞了，壞心眼。”她嘟囔著，眼淚說話間就打濕了整張臉。更讓她難受的是，每從家里到這條街來一次，就得在路上犯一次“車暈”，走到街口都還在嘔吐。她覺得，自己比所有人境況都差。越差，就越得回來，“到死走不出去”。

　　但在嘉桐街并非只有絕望。

　　正當周玉蘭站在陰暗滴水的天井里沉默哭泣時，同樣來自懷化的阿黃則在同一家旅館的大門口曬太陽、打游戲。

　　37歲的她還沒有生育，就被查出患有宮頸癌。手術摘掉了她的子宮，有些病友旁敲側擊地問她：“老公是哪里人?人品好不好?”她笑嘻嘻地直接回過去：“我是切了，他要走我也不攔著。”

　　阿黃喜歡嘉桐街，因為“大家都一樣，多自在”。天晴的午后，她會自己拎著尿袋，在街上溜達，在街口看野花，有空也會看看隔壁湖師大醫(yī)學院的操場上，學生們跳操踢球。她寬大的、印滿卡通人物蠟筆小新的睡褲被風吹動，褲腳撲棱棱地飛。

　　即使是坐在旅館門口的竹凳上打游戲，阿黃也會認真佩戴金項鏈和金戒指。她的手指在平板電腦屏幕上快速地點點劃劃，一個女戰(zhàn)士裝扮的人物便在游戲里飛檐走壁，跋山涉水。

 

　　這樣的女性是嘉桐街的一道風景。她們不管貧窮富裕，也不管病情輕重，都絕不疏于吃、打扮和日常種種。有人戴著閃閃發(fā)亮的櫻桃紅假發(fā)，有人的帽子邊點綴清秀的花朵。有人愛吃零食，有人愛拉家常。笑，是她們和“街坊鄰里”相處的招牌表情。

　　“生病了，就不生活了?”阿黃頭也不抬地說。她操控的女戰(zhàn)士剛剛成功飛越一處溝壑，獎勵金幣立即像雨點一樣砸滿屏幕。